萌萌，你真的“萌”过吗？(第2/2 页)

如果萌萌此后的生活，能够继续浸润在这种感性文字的表达，和对美的物事的感悟和探幽中，她的人生或许又是另外一种形态。只是这样的“好景”不长，那个始终“徘徊”在她生命中，对事物“抽象意义”孜孜追寻的“幽灵”，再次攫住了她。“事实上，我是无法逃避长期关注的问题的追逼的。它几乎成为我的宿命。”（《我的学术背景》）

毕业后进入湖北社科院工作的萌萌，因着自己的“问题”，或许还有，张志扬、陈家琪们的理性思辨营造的强大话语场，总之，萌萌奋不顾身地向长期以来，被男性占据并引领的哲学领域“孤军”深入了。

“许多年来，与其说我在学哲学，不如说我是被我的问题追逼着，问题一旦出现，以致正常的生活及其表达就一下子被置于审视的眼光下，激情乃至诗意不再有所附丽，除非这激情与诗意被问题的力量成为思本身。”（《我们想这样告别二十一世纪》）

闯入艰涩而枯燥哲学领域的萌萌，原本“曾期待着一次精神的日出”，但她“终于发现这期待只是一个浪漫的、承认男人为标准和尺度的想象。而男人的标准和尺度无非是理性的标准和尺度。它几乎就是一个终极的、本体论的许诺——既是给予，也是剥夺”（《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

艾云曾这样描述再次进入“问题”并被“问题”紧紧缠绕的萌萌：“她害怕灵魂的激跳和狂放，她把生命中的骚动压下。在她愈加逻辑化的文字里，因为隐匿而显得诘屈聱牙，但那是艰辛的跋涉，与自己顺流直下的感觉作对。”斯时的萌萌，再次迸发出了一个“革命者”般的狂热和坚韧，艾云记述道：“她的执着和虔诚使得男人都（难）望其项背而自愧弗如。他们对她（于）问题和狂热似乎并不十分理解。她千里迢迢奔赴北京寻找对话者，返回时在月台上送她的本是好友的赵越胜，不无怜惜地抛下这么一句：‘迷恋哲学的女人真是惨不忍睹。’萌萌听了这话肯定掉泪。”（《被问题追逼的萌萌》）

处在男性的“标准和尺度”中的萌萌，对自己的这种生命状态并非没有省察和挣扎，她曾追问：“什么时候平凡的个体能自己站起来，自己走呢？多少年，我有一种被问题追逐的恐慌，我为之牺牲了我的女人的清新的感觉，仿佛自己吮吸自己的血，这是一种向内收缩的压抑的生活方式（外在的喧哗和高朋满座的情景只是某种社会交往的需要和补充罢了，它并不总是愉快的）。这种生活方式把我变得敏感同时干枯。”（《我的窗外没有风景》）

而朋友们看着萌萌被“问题”逼得焦头烂额，“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惨状”，亦难免心焦意怜，当年赵越胜兄在朋友圈内流传甚广的“打倒黑格尔，解放萌萌”的“名言”，既真实地凸显了斯时的萌萌，那种“思”与“诗”之间的紧张、对峙，也代表了大多数朋友想让萌萌从这种紧张、对峙的状态中解脱出来的心声。

但是，“一种神秘的感应把我逼到生命垂死的背景，那里是没有任何退路和回旋余地的”（《“致友人”之二》）。似乎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挟持着，倔强而固执的萌萌独执“偏见”，“一意孤行”，带着她的“问题”和伤痛，在思想的高原“升腾与坠落”，觅寻并倾听那“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痛”并跋涉着，直至她生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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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知道萌萌，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读研的时候，我的一位结交和涉猎都甚广的师兄，有一天，把一本已经被翻阅得皱巴巴的《美术思潮》杂志，甩到我的桌上，带着几分炫耀的口吻对我说：“看过这本杂志吗？”言下之意是：要是不知道（没听说）这本杂志，那就太“out”了。他还告诉我说，有位名叫萌萌的，不知何方神圣，文章不但写得漂亮，观点还相当新锐。从此这位未谋其面，但见其文的萌萌，便进入了我的视域。

毕业后到《花城》杂志工作的我，因当时杂志上设了“现代流向”——一个旨在推介、发表当时最新锐的人文思想类文章的栏目，广交天下“豪杰”，成了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当时国内的思想“重镇”之一的武汉“思想部落”（朱学勤语），自然不容我失之交臂。先是和萌萌、志扬、家琪等有了稿件和书信上的往来，接着是见面认识，再接着是深交。在《花城》杂志上，我陆续编发了萌萌的《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关于语言——人能守住一个等待么》《俄罗斯诗篇与理想的荒凉》《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等文章。萌萌的文章，从自己独特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梳理“问题”，沉思、追问、探幽，文字清雅激越，思想绵密却不失穿透性的锋芒。因为有过“文革”的惨痛教训，萌萌在行文中，尽量不作全称判断，而质疑总是从自己开始。这种谦卑的态度和缜密、坦诚的文风，有着一种“不怒自威”的魅力。正因为如此，萌萌的文章和当时一批人文学者的著述一起，为《花城》“现代流向”栏目构筑了一道亮丽的思想风景线。

也许在别人看来，像萌萌这样气质高雅、事业有成的女子，理应过着一种与之相“匹配”的舒适自在的日子，而萌萌还真有条件过上这么一种日子，“萌萌哒”的外表和内在，难道不也是一种对生命的礼赞和表达吗？理是这么个理，可萌萌似乎从来没这么去想，更从来没这么去“过”。

自从认识萌萌，见面时的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讨论各种“问题”及“工作”中度过的。参加学术会议就不必说了，那基本上是一种暗无天日的“摧残”，大会小会连着开，白天黑夜没分别。

认识萌萌的人，绝对不会把不擅言辞和萌萌联系在一起，因为萌萌在日常的交往中词锋甚健，谈吐自如，既有大方得体的一面，又有快人快语的坦诚。但朋友们都知道，萌萌对会议发言，却有着一种天生的“怯场”。我曾经参加过1993年在广州暨大举行的“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和1994年在西安外院举办的“后现代主义学术研讨会”，这两次会议因为都安排了萌萌在会上发言，紧张到有点神经质的萌萌，为了让她的发言达到预期的效果，总在会议的间隙，让我们这些更“铁”一些的朋友当她的“陪练”，在她的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她的发言，并让我们“挑刺”。我从来就没见过比萌萌对待会议发言更认真的人。

参加学术会议，紧张、认真点也就罢了，问题是那些原本应该放下“问题”的时间和场合，萌萌也总是没完没了地和“问题”过不去。大约是在1992年的年底，萌萌和志扬、家琪一起去海口，就他们是否调往海大工作一事，做最后的考察和协商。我因为是海南人，想着有可能调动自己的某些“关系”，为他们到海南工作提供些许“便利”，也跟着他们一起去了。在那段日子里，原本最应该谈论的待遇、住房什么的，在萌萌嘴里却不置一词，除了“问题”，还是“问题”。唯一的放松和奢侈，竟是去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金棕榈剧院，看一场外国电影（录像）。

当然，我也见过萌萌不被“问题”所“动”的时候，但那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更让她心力交瘁。1995年冬，我出差到北京组稿，很难得遇上了因为一些“私事”也前来北京的萌萌。那会儿萧帆的公司出了些“状况”，萌萌不得不放下手头的事情，进京找关系斡旋。虽然萌萌对找“关系”、托人情这类的事情，有着一种天生的拒斥和厌烦，然夫君的事业有虞，又岂能袖手旁观。因为住在同一家招待所里，我是看着萌萌白天四处奔波，鞍马劳顿，晚上拖着疲惫的身躯，还要兼顾着她的学术和“问题”，有时，几乎是24小时，她都在连轴转着，她房间的电话，几乎就没有断线的时候。一天，上海三联的倪为国正好也来京办事，为了她策划的一套学术丛书的出版事宜，萌萌和倪为国几乎谈了个通宵。第二天看着几乎虚脱的萌萌，我忍不住对她说：“萌萌，如果再这么昏天黑地地连轴转，你的身体马上会垮掉！”也许萌萌实在是太累了，也可能是我说话的语气过于严峻，萌萌罕见地答应从北京返琼后，“放下手头的一切，好好地休整一段”。我不知道萌萌类似这样的“承诺”有过多少次，但一次也没有被她真正“实施”过。

萌萌大体上可以说是属于那类“事业型”的女性（有区别的是她并不是追求所谓的“事业有成”，而是沉迷于对“问题”的清理和追问及完美的表达），但其实她对生活的“品位”有着超高的鉴赏力和判断力，如果说萌萌在她的生活中，有过什么“萌”态呈现的话，那就是在她对服装、饰物及艺术品的评说和品鉴的时候了。也正因为如此，每每要去见萌萌的时候，我都尽可能地把小虹带上。因为小虹不是所谓的“圈”里人，细心而周到的萌萌每当见到小虹，为了照顾她的“圈”外身份和“情绪”，萌萌总要先和小虹谈论一番女性的话题，诸如时装、饰物什么的，且时常地，萌萌还会把她刚得的一些围巾、耳环等小玩艺当礼物送给小虹，让小虹欢欣不已。而萌萌对这类女性物事精妙到位的品鉴和点评，更表现了她眼光独到、品味超群的一面。有时我心想，萌萌不去当一名时尚栏目的主持人，真是可惜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状态下的萌萌，才情激越，神采飞扬——披着一条丝巾旋转摇曳时的曼妙身姿（萌萌自幼习舞），环佩叮咚中的顾盼生辉，那种对生活、生命和美的热爱和言说，使平日里很学术、很“问题”的她，“萌”态毕现，这也许才是萌萌应有的生命状态。

我总觉得，萌萌一直深恐辜负了她所曾经受的苦难，以致她时常沉浸在一种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中。“我没有时间了，一分一秒也不能放过。因为这一分一秒都是我的要求和期待。我已不能忍受任何微小的损失，只要被外在的时间打断一下，心理时间便飞逝而去。”萌萌在《女人·想象的自溺》中写道。也许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本可以闲庭信步的她，“故向冰天跃马行”了。萌萌几乎是以一种自虐的方式迫近“问题”，表达思想，但这无疑也是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思”。

2006年的4月间，经受了手术和化疗的萌萌，病情有所好转，萧帆在医院附近的区庄租了套房，让素来憎恶医院的萌萌搬出来小住。一天，我陪特地从深圳赶过来的耿占春、徐敬亚前去看萌萌。

虽然是在病中，但事先知道我们要来，一向“臭美”（注重仪表）的萌萌，还是特意“收拾”了下自己，至少在我看来，此时的萌萌和病房里的萌萌相比，除了苍白羸弱一些，与我平常见到的萌萌并无二致（萌萌一直是那样——只要条件允许，在“外人”面前，她永远保持着洁净的容装和优雅的举止）。精神状态比之前有明显好转的萌萌，见到我们特别高兴，一向腼腆的占春兄，也罕见地在萌萌面前唱起了家乡的民谣。萌萌当着她两位海大同事的面，大谈她对海大社科中心学科建设的计划，恨不能立马就出院投入她的工作。看着满腔热忱“蠢蠢欲动”的萌萌，我们既心酸又不好明言，因为那时萌萌对自己的具体病情知晓得并不多。还是经验老道些的敬亚兄婉转地对萌萌说：“萌萌，情况是这样，现在好比是一艘要出海的船，船本身出现了一些状况，咱们得把船帆降下来，把船桨收起来，先把船修好了再谈出海的事。”被泼了一盆“冷水”的萌萌，虽然有些黯然，但也很无奈地接受了这一现实。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还能正常言说的萌萌，也是我和萌萌的最后一次欢聚。

2006年8月14日下午，参加完萌萌告别仪式的耿占春和王鸿生二兄随我到佛山，三人一路默然无语，车子快到佛山的时候，忘了是谁，突然冒出一句：“如果萌萌不耗神费劲地去写那些艰涩的学术文章，而把她在“文革”中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写出来，那会是怎样的情形？”这个问题，也许一直压在很多朋友的心底，那一刻终于迸出！

是啊，彼时距“文革”发动也已过去了40年，但这代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对那段历史的记述、审视的论著还远远不够，而萌萌因其特殊的经历，曾被深深地卷入过那场不但被践踏身心、还震撼了灵魂的运动，是最有资格、也是最有一手资料的撰稿人。很早的时候，萌萌就把“文革”和对“七月诗派”的追述，纳入了她的写作计划，但一直迟迟不能动笔，致使我们永远也读不到她本应极具历史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著述了，遗憾哪！

作为朋友，我自然是清楚作为一个思想者和学人的萌萌，在中国当代思想学术史上的贡献和意义——萌萌用她坚韧不拔的努力，和卓越而独具个性的言说著述，赢得了以男性为主体的思想界同行们的尊敬和爱戴，正如一位朋友所说：“只要进入中国现代思想的积累与建构的研究，萌萌的思想及其思想家的地位便立即突显出来，并是无可替代的。”但作为一个资深的文学期刊编辑，我还是固执地偏爱萌萌那些充满灵性和激情的、与文学相关的文字，我还坚持认为，萌萌如果用她的激扬文字，写出她的“文革”经历及反思，一定会是一个极具历史文献价值、理论审视深度和审美冲击力的文本，其意义和影响，甚至会超过她的其他著述的总和。当然，也许萌萌不这么认为。

诺奖得主诗人布罗茨基在《哀泣的缪斯》一文中，曾这样评介被称为俄罗斯诗歌“月亮”的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安娜·阿赫玛托娃的五个元音‘a’，依然产生一种催眠效应，并使这个姓名的主人牢固地占据俄罗斯诗歌字母的首位。可以说，这是她第一行成功的诗；以其听觉上的不可避免性而易于记诵，而‘阿赫’与其说是得到情绪的赞助，不如说是得到历史的赞助。”凑巧的是，萌萌的名字虽然并不含汉语的元音“a”，但“萌萌”二字的读音相叠，亦具有一种“听觉上的不可避免性而易于记诵”的特点。朋友们都知道，萌萌一直不喜欢别人叫她的大名鲁萌，而坚持让“萌萌”——这种更带有亲昵、平等色彩的称谓，在朋友间流传，即便是她的学生也不例外。而“萌”的字义，对于萌萌，按说也应具有曾在阿赫玛托娃那里获得的“情绪的赞助”和“历史的赞助”，但当“哲学对她来说不再是一门学问，而是生活本身”（陈家琪）之后，这种“赞助”便显得无力。我总觉得，像事物间的“内在关联”或“整体性表达”，对于萌萌这样充满灵性的女子，或许只是瞬间就能达到的事，那种长期不间断的求索、追问，枯燥、艰涩的理论推演，既遮蔽、侵蚀了萌萌的“萌”态，也阻断了她的诗情泛溢和生命的张力。

萌萌，你生前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尽情张扬、绽放的“萌”态，但愿在天国里得到自由的呈现！千万别辜负了你的名字，看到你妖娆多姿的生命形态和“萌萌哒”的样子，朋友们都会开心的！

2015年8月12日写于萌萌去世九周年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