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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的对象是谁呢？改革的对象是政府的权利。

因为在1978年之前的时候，政府拥有所有的权利，然后它不断地把权利放出来，权力不断放出来的时候，就是政府和企业家和人民在各个方面的合约再造。所以一个契约的不断变化带来了制度的、经济的改革。

在这个过程中，谁是这个合约再造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吗？张先生说不是的，是谁？是一些县、市、地方政府。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他说，中国这个国家有30多个省市，有300个地市，有近2900个县，然后那些地市的领导和县级领导，比如说一个县委书记和他的县长，他们非常像什么呢？像企业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

我们经营一个企业，两个数据最重要：一个是营业收入，我们今年做了多少的营业收入；第二，利润，产生了多少利润？

但同时你想，对于中国的很多县、市长来讲，它也有两个数据特别重要：第一个叫gdp，gdp就相当于营业收入；第二个事情是税收，税收就相当于你的利润。

所以他说，中国的很多县市长、地市长，就是这个地方的董事长和总裁，他们屁股后面有两个数字在赶着他们，一个叫gdp，一个叫税收。

那么为了完成gdp和税收，他们手上有一把米，比如说他有土地的配置权，比如说他有税收的优惠权，比如说他有行业的准入权，比如说他有人才引入的批准权……

他手上有很多很多权利，然后他把这些权利都变成一张一张的合约，贩售给本地的这些从商者、民众以及外来的投资者，所以是一个又一个的合约再造，这些合约随着经济改革不断地发展，它出现了越来越平等化和市场化的过程。

所以他认为，中国经济改革最大的一个特点是腰部这些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发展经济。

三、《激荡三十年》中的“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我写《激荡三十年》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张先生所描写的这个特点。

比如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那些发展起来的地方，比如说温州地区、潮汕地区、泉州地区……

你会发觉，它们都有一个特点：它们都非常偏远，几乎没有什么资源，然后这些地方发展国有企业非常羸弱，所以老百姓有变革的动力。同时，因为国有资本非常弱，所以政府愿意把更多的市场化合约给到他们的手上。

但是相反，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一些资源非常丰富的地方，比如说粮食丰产的地方，比如说能源非常多的地方，以及国有企业非常雄厚的地方。比如说东北地区，比如说华北地区，反倒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了改革滞后的地方。

相反，一些原来非常偏远的地方，比如说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成为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一些区域。

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情况呢？就是因为经济改革发展跟当地所拥有的资源，既有的资本能力、企业规模，甚至跟当地的高校资源、科技资源并不形成一个对等关系。所对等的是一件事情：你这个地方的县市领导者愿不愿意开放市场，你这个地方的老百姓有没有被发动起来进行经济改革？

所以那些非常偏远、非常贫穷的地方，成为了改革开放的一些预先发展的区域。私营经济作为发展的区域，是因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而我们在很多西方国家，在很多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

四、结束语

张五常说，我终于用30年时间找到了中国经济成长发展的那个钥匙。

那个钥匙是什么？中国改革并不是某些天才被关在院子里面想出来的，也不是一个杂乱无章发展的过程，而是经济发展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合谋，形成了很多市场化合约的结果。

所以这是一本特别有趣的、简约的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一个变革史。

如果你把张先生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和我写的《激荡三十年》两本书结合起来看的话，你会发觉说，理论和生动的故事之间有非常微妙的呼应，它能够呈现出中国30多年、40年来经济改革的全貌。

我在想，如果张五常没有受到科斯的诱惑和鼓动，没有回到香港当老师，没有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面评论、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的话，他可能在几年前已经是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但是，他因为一个冲动，因为一个选择回到了他的祖国，成为了一场改革的旁观者、评论者和政策的建议者。

这些喧嚣的工作极大地影响了他对自己理论在学术上的建构，使他成为了一个评论者，而不再是一个学术性的、一个书斋式的经济学家。

所以这个世界少了一个天才般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但是很有幸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有了一个非常敏锐的、直率的、独特的、经济的观察者。

关于《中国的经济制度》的解读就讲到这里了。我是吴晓波，我们下一本书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