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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制度】他用30年找到了中国经济成长的钥匙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开讲《中国的经济制度》。

一、1988年物价闯关：“拿剪刀把老鼠尾巴剪掉”

在1988年的时候发生过一件特别戏剧性的事情：那一年，中国发生了改革开放以后最严重的一次通货膨胀，然后国家面对着上涨的物价，措手无策。

但是物价上涨同时给物价改革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所以随着1988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经济学界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到了物价闯关的一个关键时刻。但是，物价闯关该怎么闯呢？这在当时的经济学界有一个重大的争议。

也是在那一年，张五常带着他的一个原来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弗里德曼——他也是个诺奖得主，是全球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然后到了北京。

张先生跟我说，当年是要见邓先生，但是很不巧，那天早上邓先生感冒了，所以他没有见到，他见到了当时中国的总书记赵紫阳。

在跟弗里德曼交流过程中，赵紫阳忧心忡忡，因为物价通货膨胀，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要进行物价闯关。通过物价闯关可以把计划价格和市场价格双轨价格并轨，中国从此以后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价格并轨过程中，就又可能会产生商品挤兑、商品抢购、特别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动荡性景象。

赵紫阳就问弗里德曼一个问题，他说：“中国的问题就好像一个老鼠一样，一个老鼠它有20条尾巴，物价改革是今天的其中一条尾巴，涉及到很多就业问题、经济波动问题、政治稳定问题、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问题等各种各样的问题，20多个根尾巴纠缠在一起，我该怎么办？”

弗里德曼跟赵紫阳说：“有一个办法，你拿一把剪刀，把这个老鼠的尾巴一下子剪掉，就解决问题了。”这叫休克疗法。

弗里德曼是“休克疗法”的提倡者。从后面来看，1988年物价闯关采用的就是弗里德曼的这种“拿把剪刀一下子把尾巴都剪掉”的办法。但是很可惜，弗里德曼的办法并不适合中国。

1988年的时候，中国物价闯关失败，然后中国经济进入到了低谷，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才慢慢走出了复苏的一个道路。所以在中国经济改革特别敏感的那个关键点上的时候，张先生扮演过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1988年，他带了弗里德曼到北京见了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者，提了一个拿剪刀把老鼠尾巴都剪掉的策略。

这也是中国经济改革史上的一个特别有趣的公案。

二、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到了2008年的时候，那一年罗纳德·科斯已经98岁了。

科斯有一天就给张五常打电话，他说，在30年前，我让你回到你的祖国，去目睹那场即将发生的伟大的经济改革，然后你也回去了，你也是它将近30年的一线的亲历者和观察者。

他说，我打算在芝加哥大学举办一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座谈会，邀请一些诺奖得主和重要的经济学家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改革。

张五常说，非常好，我帮你在中国邀请一些学者。所以他邀请了周其仁老师到芝加哥大学去参加了。

但是张五常去不了，他说，我来不了美国，那我写一篇论文，提交到这个座谈会上面。

他答应了科斯，然后就写了一篇长篇论文，也就是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张五常很多部著作中的这一部，叫《中国的经济制度》。

张先生在这个序言中说：“这本书并不是很厚，只有几万字，但是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所以，为什么我们选张先生的书，会选这本书？因为张五常用生命、智慧、经历目睹了这场改革，然后这本书就是回国以后，隔了将近30年后，他对这位亦师亦友的老师的一份答卷。

在这本书中，他描述了他心目中的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整个历程，特别是用了合约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

这本书中，张五常提出了一个非常得意的观点。他说，中国改革走到今天，明显走了一条跟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那有种种的原因，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中国有一个主义叫“地方政府公司主义”。

张五常说，今天的中国制度不是个别天才想出来的，是被经济的压力逼出来的。压力倒逼放权，放权再造合约。

他把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和他所研究的契约理论和合约经济学，进行了一个透彻的、非常简约的表达。就是，中国的改革不是在风和日丽、阳光灿烂的时刻，然后大家敲锣打鼓带着鲜花说，我们今天出门，搞一场经济改革——不是这样的。

1978年搞经济改革的时候，中国的宏观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说，我们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我们要搞经济建设，要摸着石头过河，让老百姓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这才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一个本意。

1978年以后，1988年的物价闯关，到1992年的市场经济，到1998年的对外开放等等，都是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各种危机，倒逼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