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维纳斯断臂之谜(第2/5 页)

一位朋友初次听到我是一个蒙受冤狱的诗人的后代，几乎忍不住他的带有责备的惊讶：

“你的父辈受了那么多苦，如果你不写、不表达，怎么对得起他们？”

我的冲口而出的回答连我自己都始料未及：

“那我受的苦呢？”

他的回答不如说是追问：

“你有那么多财富吗？”

萌萌的自然年龄和今天的年轻人，不过相距二十多年，可在实际承载的历史命运的感受上，它仿佛已经是早被“遗忘的救主”带走了的过去时代的久远的回声了。

有谁遭遇过这样的事实吗？

童年。父亲曾卓被毛泽东钦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因此，萌萌五六岁就从“小公主”被突然抛入了颠覆家庭的政治旋涡之中，父母离异了，自己像野孩子样看着别人家窗口透射出的黄色的温暖的灯光，而不愿回到自己家那扇黑漆漆的大门。所以，她常说：“我是自己长大的。”

青少年。读初中正经历着“文革”，因思想激进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下放到湖北最偏僻最穷困的山区郧阳十一年（1969—1979），其中反革命分子“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监督劳动八年。

八十年代。1979年通过考研回城，进入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欧洲文学史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相对而言，此后十年是萌萌学术生涯最明亮的十年，受到学术界的朋友，特别是武汉、北京、上海三地的朋友极为热切的爱护。

九十年代伊始，远走海南，除了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还不得不花去相当多的时间为自己的先生、为自己的孩子卷入了长达十三年的经济官司——如不挺身而出，像秋菊那样讨回公道，家庭不仅会倾家荡产，还会再度陷入牢狱之灾——终于赢得了至今不能兑现的一份观念价值，以致始终没有摆脱家计的拖累。即便如此，她仍然对外甚至对自己相知不深的青年朋友极尽关怀，其慷慨解囊已经超出富有者都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后是作为一个卓越而完美的女性，自己在事业、学术、理想、年龄等方面所遭遇的破灭与持守的旷日持久的抗争——这是一种比政治的不自由还要折磨人的日常生活的不自由。

总之，我们时代的风云没有不波及她的生活的，从程度上看，她都是被卷入到旋涡的中心：政治、经济、法律、大学文化、时代精神、社会风尚与道德伦理、最后医疗等等。而她却始终如一地坚持着自己的青年理想与古典情怀。

几乎每一个接触过她的人，不管亲疏远近，都会自觉不自觉地留下专属于她的特有的感觉——这感觉，或许是这个时代早已失去，或许是这个时代尚未到来的那种自古根植在人心中的崇高与优雅、死亡与爱的亲和感。

萌萌不属于时尚，就像她平常喜欢着装的“黑色”，波德莱尔说它是“属于永恒”的。她在《为浪漫的宫廷色彩送葬》（1991）中已经隐伏着自己始终持守着的一种信念一种行为的回答。

上述图表出奇地应和了孔夫子“素以为绚兮”的诗教，它是我从萌萌如下经典的描述中勾勒出来的：

在晨祷的钟声里，在轻柔得像阳光、像穿过森林的风的歌唱中，索尔薇格不仅老了，而且瞎了。易卜生在爱的期待的光明中竟留下了——这纵深的黑暗。

当索尔薇格在那茅屋中面对黑暗里的培尔作出等待的承诺时，她承诺的只可能是一个没有结果的等待，一个必须承担起培尔的全部丑恶、不洁和破碎，承担起人生的绕道而行的等待。正是这有所待又无可待的等待使她万劫不复地堕入了黑暗。她瞎了。

她瞎了，她拒不证明完美，包括男人和女人结合的完美；拒不证明人生的浪漫色彩和诗意。她瞎了，像19世纪兴起的黑色晚礼服——人们佩戴死亡的记忆，相互默视那原来如死一般的平凡中浮现出多少夸张的真实。

我终于发现，是这黯淡、这黯淡中潜伏和遗忘的意向，使我悸动。这悸动持久而有力，它是宁静蕴涵而牵引的。

通常，我们太着迷于绚烂的色彩了。可我在滑过的遗忘中能驻足回首的，不是培尔的满世界寻找自我的绕道而行，而是在绕道而行的绚烂背后，我惊吓索尔薇格没有声色的瞎眼如洞穴的死寂。

如果不是性别，就没有什么男人和女人，它们只有在自然人的立足点上自己去展示爱的缺陷与弥补、自己去在爱的贫瘠的土地上耕耘和收获。谁也不是谁的指望与尺度。只有女人站立为自然人，男人才不会在男人的眼光中把你看成女人，看成瞎了眼的爱的化身。

女人瞎了。

——这就是女人终于公开了这个世界失去了的正是它获得的、审视这获得的黑暗的眼光。

这难道不是萌萌和她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与其用它去象征或隐喻今天的世界，不如用它来照亮萌萌等待“瞎了”的眼睛。至少，读她文字的读者应该还她一份理解。

是啊，肩负两代人的苦难，面临几乎生死一样的选择——“是传递挑起怨恨或复仇的火种，还是从中截止下来承担起来哪怕微弱的救赎力量”？

正是上述思想的洗礼，使萌萌用自己的“做人为学的一致”，给父辈、给同代人、给学生交了一份超乎寻常的答卷。

三、经验转换“语言”

为了写《创伤记忆》，我对曾卓、巴金、刘小枫等人的记忆倾向指涉思想倾向的言行做了现象学的描述。写完小枫之后，我动过写《断裂的声音》“书评”的念头，还拟了一份细致的提纲：“思想脉络及其范畴表”。萌萌看了，笑着说：“别不好意思，我还不想要你写。这个我留下了，写‘情绪与语式’用得着。”

萌萌既不利用父辈平反后的优势发表自己的诗作，也不利用学界朋友的众势发表对己的评论，两者本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可她连想一想都十分难为情地回避了甚至阻止了。她崇尚自然的生长——一如她的遭遇。她常说：“女人就是无意义，在女人是粗野的大自然自生自灭的奥秘的意义上。”（对不起，别字面地理解这句话，它其实也隐含着虚无化的力量。）

但今天的世界到处充斥的是“技术性存在”，连沉重的肉身都可以技术化地装备起来，还有什么不可以技术化的呢？或许时代就是这样进步的吧！

遗憾归于她身后的朋友们，如果想让缅怀穿越时空，除了面对文字中的记忆，激活记忆中的想象，谁还能把即兴的凭吊持久地保存在灰飞烟灭的墓碑前？

萌萌一生困惑于经验。

作为一个学者，萌萌从来都承认，她不懂什么叫“经验”，或者说，她永远弄不清楚什么叫“经验”，甚至还根本记不住任何一个学派的“经验”之概念定义。她常常私下里为此苦恼，怀疑自己做不了这样的“学问”。

正因为如此，她特别感谢施特劳斯对伽达默尔提出的置疑：把“解释”变成“解释学”恰恰是违背“解释经验”的。

经验问题，似可看作萌萌始终不渝的问题意识的起点。

常问的几个问题：

经验如何能是个人的？

用先验范畴形成经验是否意味着经验个人性的丧失？

经验的记忆形式，经验如何转化为语言？

语言的逻辑化是否会丢失经验的丰富内容？

等等。总之在经验中，个体性与公共性的关系对于她始终是一个无解的结。

为了避免空泛的说辞，我想用萌萌非常看重的《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作为分析的个案，察看公共经验怎样在“断裂的声音——无语”中脱落而转换为生成性的个体经验。因为这是萌萌于八十年代面对“个人真实性及其限度”问题的一种独特的寻求与解答。

大家知道，八十年代初期，所谓“思想解放”的哲学思考中有一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伸张并确立被中国传统所抑制、被“文革”意识形态所剥夺的个人“个体性”。而当时所谓“思想解放”似乎只解放到“主体性”上——被社会关注的主要热点始终停留在“主体性”上。

为了帮助理解，必须深入背景，我想描述几个故事，它们作为儿时的记忆在萌萌身上留下了太深的印痕。

第一个是纯粹的“玩”。她说小时候，家人带她出去玩，没有一次不大闹到让全家人扫兴决不罢休，因为，所有让她玩的事情她都说“不是玩”——“我要玩！”——因为她要的是“玩”本身，不是玩的“东西”或“事情”。她说不清楚，但分得清楚。

第二个是纯粹的“时间”。她有一个口头禅：“赔时间，赔我时间！”她可以闹到把后面的时间都毁掉，为的是要把前面的时间“赔出来”。前面的什么时间其实是很难分辨的，那个时间往往是她自己耽搁的，是她用她特殊的方式耽搁的，比如一连串非常紧凑的时间安排，不知哪一个环节触犯了心理紧张，哪怕那个环节的时间非常短暂，几乎是刹那间的缺口突然使“来不及了”闪现出来，都会爆发一场“赔时间”的心理风暴：要赔的就是那个“属她的特殊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