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萌萌的线团——写给萌萌忌辰十周年(第2/2 页)

在失败中生成的超越有限性的自我发放。

目的并不明确。

无目的的目的性。

追求而失去目的，即失去追求的外在目的，而向人自身回复——将自我发放到无限的即虚无的世界。（《应提升到精神的精神现象》）

倘若如此，我觉得，你面对的是亘古以来的灵魂爱欲都会面临的无解难题：高贵与平庸、历史与天性、常人与非常人的关系问题。“超出平庸”的灵魂爱欲只会出现在“平庸”的世界，由此才会有“超出平庸”的“追求者的精神状态”。因此，在任何历史条件下，灵魂爱欲面对的问题都仅仅表现为在个体的处身性痛苦中诞生的灵魂形式。

四

你继续“寻找这感受的真实依据”的心理历程“充满着矛盾”，尤其体现在你提出了一个形而上学式的问题：“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这个问题基于对自己的个体性的审视，其中带有的矛盾难免会暴露你的灵魂爱欲的真相。

为了解答这个形而上学式的问题，你把“情绪”确认为形而上学的本体之物：

情绪即人的内在自然，像自然一样混沌，一样不可穿透，一样收容一切创造物融于一身。所谓人类的全部文明或文化，其最初的冲突、冲动都源出于它。（《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

你说，这个形而上学的出发点来自你的女人感觉：

几年前我曾这样表达：人们常说，女人是情绪的，而一个除了经历和这经历在内心中的沉积以外一无所有的女人，就更是情绪的了。（《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你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形而上学规定会遭遇两大思想难题。首先，基尔克果和海德格尔不会同意：男人只有“情感”，女人才有“情绪”（《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事实上，基尔克果的“不安”和海德格尔的“处身性”说到底都是“情绪”。何况，现象学派的男性哲人们几乎无不拒斥施莱尔马赫式的“情感主义”。更大的思想难题在于——第二，如果某种形而上学的本体之物也有性别之分，能够被视为形而上学的本体之物吗？

我没法将你说的“情绪”视为形而上学本体之物——被你确认为形而上学本体之物的“情绪”，其实是一种类型的灵魂爱欲。用你自己的话说：

一个女人，如果在拥有女人天性的同时，又拥有男人的视野和反省能力，她就注定了承受撕裂肌体的痛苦。（《女人是男人心中袒露的秘密》）

严格来讲，灵魂爱欲并没有性别之分。不然的话，我很难理解，苏格拉底的灵魂爱欲是由一位女人来开导的。反过来说，男人也未必拥有你所说的“男人的视野和反省能力”——否则，苏格拉底与那么多的男人交谈，是在谈什么呢？你自己在沉思“情绪”时也说过：

每个人都有情感，也都有情绪，但事实是，有的人恐怕一生都沉不下去也升不起来。（《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

这里的“每个人”或“有的人”都不会有性别之分，只会有灵魂类型之分。具有某种灵魂爱欲的人，才会有“沉下去”和“升起来”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与性别差异无关，甚至也与历史事件无关——或者说与大革命时代无关。但是，当你审视“情绪”的形而上学性质时，不仅与性别差异相关联，而且与历史的处身性相关联：与自己的“青年左派”激情粘在一起。如果我没有记错，“情绪”这个关键词已经出现在你的硕士论文之中。于是，你的“情绪现象学”带有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你要审视的“情绪”来自“一代人，甚至几代人”所经历的“外在的、强迫性的经历”，来自时代的“偏离、脱轨”（《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另一方面，你又把“情绪”视为纯粹的灵魂爱欲本身——你甚至用黑格尔式的语言说，“情绪”是我们“透视着意向与反思的直观”本身（《情绪与语式》）。

你对“情绪”的形而上学式关注，说到底是对你自己与生俱来的决然个体性的灵魂爱欲本身的关注。事实上，完成硕士论文之后不到两年，你就写下了《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1986）。这篇文字堪称你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它标志着“莪菲丽雅的线团”开始成为你的线团。标题中的“女人”不是泛指，而是你这个女人自己。你用了自己的两行诗句作为题词：

谁在灵魂中经历过生死的冒险，

而不是在直观的哲理中将升华当作逃避。

这诗的句式读起来像是疑问句，其实是个肯定句，甚至是表达对自己的期许的祈使句。你用这样的诗句给自己的灵魂爱欲画了一幅自画像：这个女人命中注定应该在自己的灵魂中去经历生死冒险。这让我想起一年之后你在阅读一位当代美国女作家时写下的一段话，它呈露了你的个体灵魂爱欲的“气质”：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在常态的、死水一般的生活中活着。这是一种沉沦。纯粹的、没有任何期待和冒险的沉沦本身就是活着的死亡。而连在回忆和想象中都失去自由的沉沦，就更是一种活着的死亡了。（《爱与死，或被死亡惊醒的爱的回忆》）

“冒险”的含义带有双重性：既是历史现实中的“生死冒险”，也是哲学意识形态中的“生死冒险”。前者指的是你仍要不断扩大“朋友”圈，不断寻找新的“朋友”；后者指的是：你不得不进入一个在你看来属于男人的理智世界——专业化的语言哲学和现象学哲学领域。这种双重性的“生死冒险”最终要确证的本来是你的个体灵魂爱欲，由于你的个体是女性，你就让自己的灵魂爱欲置身于纯粹的智性世界的对立面。

你以下面这句话来结束《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

当人们如此沉溺在理性的狂欢中时，夜已升起。曙光也会升起的。我在夜中祈祷：即使我什么也不是，也要用这什么也不是的拒斥显示于理性的世界。（《女人是什么，能是什么？》）

这里的“理性”指男人的理智天性，所谓“理性的世界”则指属于男人的思辨哲学世界。这样一来，你难免感觉到，你的“情绪”一直在寻求表达的语言，又苦于找不到自己的语言——“只是后来举步维艰的困境才逼迫我转向现代哲学寻求启示与表达”（《情绪与语式》）。对你来说，关注语言哲学问题，“更多地不是学术的趣味，而是生存的需要”（《语言问题何以对我成为问题》）。事实上，你把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哲学之类的现代哲学思辨当作让自己受苦的材料来折磨自己，以期赋予自己的灵魂爱欲一种确定的精神形式。

我常想，即使顷刻间把西方世界的精神财富一起堆到我们的面前，中国人，也能在这块土地上，凭借独特经历带来的情绪、感觉，走出一条自己的思路。（《应提升到精神的精神现象》）

这是不是“青年左派”气质的真正底色呢？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理解你的灵魂爱欲为何给你所接触到的各色西方哲人烙上了自己灵魂的情绪的印记：或基于“苦难”权利的批判，或带着同情的否定的印记。这些印记属于你自身甘愿“冒险”的灵魂爱欲，这种爱欲让你自己的灵魂命定要承受你所说的“自居性”受苦。

即便在这个时候，你的形而上学化的“情绪”也没有与自己的历史“情绪”离异：

也许可以说，我们是天生为意义而活着的一代人。我们学习语言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希望、目的和意义。（《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这里的“我们”指谁？无论这里的“语言”指的是哲学或文学或绘画或其他什么精神性语言，“我们”都是一个过于含混的语词。它指的是“曾经”的“青年左派”吗？难道每个“曾经”的“青年左派”都是“天生为意义而活”的灵魂爱欲？——你说的是“天生为意义而活”哦！如果是的话，他们与曾经的“理想”离异时怎么没有像你那样感受到“不得不分手的矛盾痛苦”？从古至今，有多少人天生“学习语言”同时也是在“学习希望、目的和意义”？

我能够理解，你最后不得不说：

也许我永远无法说清情绪是什么，就像我无法说清那飘落而混迹于泥土里的种子是什么一样，除非我看见了花朵、果实。（《情绪是渊薮也是希望》）

完全正确！然而，从“青年左派”们后来的经历中，你看到了什么样的“花朵”和“果实”呢？

自完成硕士论文以来，你一直致力于寻求审视来自土地的经历的目光——你的文集让我看到了你的“飘落而混迹于泥土里的种子”生长出的“花朵”和“果实”。你始终在阅读和思考，越是“文字缠绕难懂”越让你着迷，你对纯粹的精神充满爱欲。你拒绝通常意义上的“哲学家”的命名，完全正确——但这非因为你是女人，而是因为你是狄俄尼索斯式的热爱智慧者。你以诗的形式来思考，而非仅仅文字是诗性的：你的情绪在思考中一会儿沉入字里行间，一会儿从文本中升腾而出。由于自己的灵魂爱欲主动受苦的“期待和冒险”，你的“种子”生长出的“花朵”和“果实”带有“超出平庸的尖锐和敏感”，它们最终成了充满想象的母腹，孕生出令人惊讶的对“痛苦着的‘荒诞’”之美的肯定。

五

你在硕士论文中说，你的主人公“意识到了他力不胜任却不能不勉力为之的使命，第一次脚踏实地地站立在了苦难的现实土壤上”——这个“他”不就是你自己吗？即将结束硕士论文时你说过：

我们幸运地处在一个走出了，或有可能走出各种片面性的狭窄天地，而富于系统精神的时代。（《〈哈姆雷特〉的结构和性格悲剧》）

既说“走出了”又说“或有可能走出”，明显自相矛盾，经不起语言哲学家的语义分析。可是，对于灵魂爱欲的情绪来说，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再真实不过。我自己就记得，当时我们真切地体会到这种时代的“幸运”，感觉到自己走出了某种意识形态的“片面性”。但我真的能够“走出各种片面性的狭窄天地”吗？后来的历史你也看到了，“我们”不是又分别各自走进了自己新的片面性的“狭窄天地”吗？

记得我那篇论俄国现代知识人的长文《圣灵降临的叙事》发表时，你看了后非常兴奋，马上打电话给我。你在电话那头自信地认为，只有你看得出来，文章实际上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精神状况。你还记得我当时如何回答你的吗？——我笑了，仅仅说：我是在模仿你解读《哈姆雷特》和《罗斯莫庄》，你不是说过你是线团吗？你笑了……你赞同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提问方式：八十年代过去之后，我们经历的是“何等突如其来的断层、何等的精神塌方！有意识的文化的历史继承性何在？能够把我们的今天和这样的昨天联系起来的活生生的血脉联系何在？”（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你还说，你要去读梅列日科夫斯基的《病重的俄罗斯》……

其实，你早就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一代”的集合性精神并无和谐可言，内部四分五裂……精神的集合性不过是特定时代“外在的、强迫性的经历”的结果，表面上明澈，实际上极其含混。以前我们喜欢说“我们这一代”如何如何……1993年，也就是我从欧洲回来那年，你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从来就是一个价值尺度，是主观的意义之源。我以我的不可抹杀的“身体性”成为“我们”的缺陷。一旦我这样地站在“我们”之中，“我们”就成为我的“身体性”在断口上纠缠的事实——我只是我，我因而得离开“我们”，而这“离开”恰好使“我们”同“你”同“他”一样成为我的不可缺少的参照。“我”成为痛苦着的“荒诞”……（《致友人书·无题》）

你让自己的灵魂爱欲退出了“我们这一代”，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一转变的明确时间标记很可能是那次我并不在场的“平顶山会议”——在那次会议期间，你说出了“许多年来”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仍然坚持的信念”：

人和人几乎是无法理解和沟通的，但当我面对着你时，我仍然相信——（《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

我不知道你在“平顶山会议”期间究竟有过怎样的经历，仅仅知道那次学术会议算是朋友们的聚会。让我惊讶的是，这样的聚会却让你坚信，即便朋友之间也“无法理解和沟通”——你不再寻找“朋友”，尽管你仍然继续结交新朋友。你把自己的“失望”深深隐藏起来，让朋友们无法觉察——我仅仅通过一次极为偶然的事情才有所觉察。你很可能已经忘记唯一的一次生我的气：当时你说，你特别喜欢勃拉姆斯的大提琴作品。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我一点儿不喜欢……你马上一脸不高兴地沉默不语。好多年之后，我从马勒那里读到一段关于勃拉姆斯的回忆，才突然明白你为什么生我的气。马勒说他有一次陪勃拉姆斯在森林中散步，走到小溪的一座桥上，勃拉姆斯突然停下来，对着溪水自言自语地说：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懂得古典音乐——马勒看出，勃拉姆斯非常痛苦，因为他觉得自己十分孤独。你特别喜欢勃拉姆斯的大提琴作品，是因为从中你听出了他的古典的孤独。

我意识到，我也不幸成了你“在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后仍然坚持的信念”的证明。这时我才想起，你在1993年写给我的那封长信中有这么一句突兀的话：“我能说我是一个谜吗？”我当时既没有懂也没有去细想这句话的含义。现在想来，你的意思兴许是：本来你想要成为走出“青年左派”的性格悲剧这个“迷宫”的线团，现在，你要成为这性格悲剧的“迷宫”本身。由此可以理解，在你的文字中，为何最孤独、最个人化的东西和最历史化的东西可以合而为一。为了一种几乎不可能的德性，你的灵魂爱欲悲剧性地折磨自己，这种折磨把自己的灵魂本身推向了一个决然孤独的高度，成了一个充满“断裂”和“隐匿”的精神迷宫。这个迷宫不需要谁来成为你的朋友们走出迷宫的线团，你的作品已经让自己的内在灵魂的戏剧成为线团：在你那里，迷宫就是线团，线团也是迷宫。

2005年11月，我到海南开会，与你有过一次长谈——这是你离世之前我与你的最后一次闲聊。你非常坦率地告诉我：由于我引介施特劳斯，朋友们都不理解……但你并没有担心我从此不再有朋友们。你心里知道，对“朋友们”又能解释什么呢？

大革命时代之后，你一直在致力于把自己的经历变成你视之为生命的文字，这些文字有如在一把六弦琴上拨发出的各种声音：或坚硬，或温柔，或明快，或压抑的声音……总之是“断裂的可隐匿的声音”。这些声音是你用自己的经历给“一代或几代”中国人的一段具有性格悲剧性质的精神史迷宫丢下的线团。由此牵出的一条谜一般迷人的性格悲剧的线索，使得这线团本身也成了迷宫，但它最终呈现出的是一个超出悲剧情节线索的爱欲生命的纯净世界，并将成为时不时都会有的某类灵魂的“永恒伴侣”。

我这样理解你的文字和声音，你觉得对吗？……我看见你笑了……

201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