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第2/3 页)

并不是一抬手一投足都具有意义或能赋予意义。

放弃对意义的追求是平庸。一抬手一投足地追求意义却是一种不真实。

但我长时间地无法弄清这之间的界限。

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殊的经历和历史责任感使得我们对“意义”有一种特殊的敏感和亲切。我们是在追求有意义的生活的文化氛围和历史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但我们失去的是太多了。在纷繁的历史事件的千变万化和转瞬即逝中，“意义”几乎是以同样的速度流逝着。

而立之年早已过去，不惑之年即将到来，伴随的却是依然不成熟的困惑。这种困惑在时间的追逼下已成为一种无所措手足的困境。

我不知道我究竟要什么。

我只知道曾有过的感觉——

我从无边的黑暗走来

向无边的黑暗走去

只有想象投射给我一片光明

我就这样走着，凭借着想象的光明，仿佛走了几个世纪，但终有一天，我会问自己，那投射给我光明的想象究竟是什么呢？

我经常一个人独自站在窗口，白天，夜晚，看窗外纷扰的人群或灯火。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站着，这样如期待般地注视，隔着透明却不可逾越的玻璃。在这玻璃之外，人群或灯火是那般遥远，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我只是这样固执地站着，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在呼唤着我。

真实和不真实这样地混淆着，我常常分不清是我自己不真实还是生活不真实。生命如同断裂了一般。

对终极事实的迫索和对意义的追问——它们常常就是一件事的两面——已成为一条旋转的绳索，似乎只要有一根头发卷进去，人就整个地卷进去了，陷入一种没有出路的纠缠，一种仿佛是被抛出去了的旋转。在这种疯狂了的想象中，人只想马上停下来，于是死便成了显示自己意志的唯一可能，因为死完全可能是自己选择的。多少次，我对自己的想法着了迷。总有什么事实，是我无能把握的，总有什么意义，实际上是无意义的。死从虚无的背景上凸现出来，成为唯一真实的、可触摸的存在。

是在哪一个白天，中午，在女研究生的集体宿舍里，我突然陷入了死亡的想象，我写了一首题为“死”的诗，这时午休后的音乐正突兀地响了起来，我的一位同学问我做什么，我说：你猜。她脱口而出的竟是劳伦斯的诗句：“我们还没有开始好好地生活就要死了……”

死困惑着我，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意义，就是因为它真实。或许在有些事实面前，对意义的追问是没有意义的。我就是被一个事实阻拦着，不能跨过去。

这时我才明白，有些事实与意义之间真实地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事实的问题只能由事实解决。（哈姆雷特的问题才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活，还是不活？）死以其不可置疑的真实性证实了生活中有许多像死一样真实的事实是无须附加给它们意义的。它们存在着，像自然一样自然，像风、像云，像落下去又升起的太阳、月亮，像江河湖海，像脚下丰腴而坚实的土地……

这就是生活的世俗性，是人的皮肉朝夕摩擦的沉沦状态，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事实。它的意义正在于它的无意义，在于一切意义实际上都是从它之中产生出来的。

我仿佛做了一个真实的梦，在漫长的飞行、旋转后突然坠落到一片湿润的土地。没有任何外在的奇遇。只是刹那间一种油然而生的温暖缓缓地上升，使坠落变得踏实而安详。几个世纪的疲劳消失了，我的被问题追逼得惊恐的灵魂在坠落中第一次获得了一种深刻的宁静感。当我忍不住说“在梦中脱落的羽翼覆盖着我我不再飞翔也不再渴望飞翔”时，时间的锁链在那一刻是真实地破碎了。

对意义的追问其实是和时间的感觉紧密相关的。它同样是一种单一单向的目的性的行为，即黑格尔所说的“单调的无限性”。而能够打破这一自为的紧张感的，是一种转换，一种在空间层次上展开的更丰富、更浑厚的关系。

只是在这时，在体验了坠落以后，我才懂得了空间，或许应该反过来说，是懂得了空间才使我体验了坠落。

不管怎么样，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一种直观，它超出了时间的地平线。

在人的生存中，空间是比时间更基本，因而也更平凡的。

没有时间的注入，空间固然只是一团原初的混沌，但没有空间像地心引力一样地拖住时间，时间说就会飘浮得漫无边际。

正是在通过原始地返回而直面存在时，人的时间性的生存，才在自然之光的边缘触摸到了厚重得明亮的黑暗，那是如神秘的无一般混沌的空间。

一个文明人，或许更注重的是时间，时间不仅是逻辑赖以延伸的根据，而且是想象赖以延伸的根据。或者换一个角度说，一个文明人的逻辑和想象，无论怎么丰富，都是在时间层面上展现的。所谓逻辑空间，所谓想象的巨大跨度，实际上只是人与宇宙的混然整体的无数可能性中的一种可能性的扩展。它充其量是文化的一种发展形态。

回到空间性，就是回到偶然，回到包孕多种可能的机遇，回到自然状态，回到托负着时间的存在本身。

三、本质的还原体

多少世纪了，人们习惯了用一个文明人的眼光去看世界。原本是文明的创造物。它耸立在自然之上，以致人们常常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纯粹的自然。

那著名的“原野上的钟声”就是一个例子。

在荒芜的原野上，在人迹罕到之处，当一个独行的人以为他终于远离了文明的时候，悠然地，传来了隐约的钟声。这钟声，作为人的创造物，一下子就打破了纯粹自然的幻觉，给仿佛在寥廓苍茫中凝固着的自然带来了一个动荡不安的非自然的因素。

人是多么容易遗忘，在人的世界中，最自然的，原本应该是人自己。人创造一切，用技术提供的物质实体改变自然，却永远无法甩掉自己作为自然之子的原始之根。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原始的需要，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原始的情绪。无论文明的果实怎样层层地覆盖起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最时髦的现代服装，都掩盖不了也代替不了生命自身的活力和光彩。

生命就是自然，同自然一样深邃，一样浩渺，一样充溢着原始的魅力和神秘。

哲学总在回答人是什么。整个哲学史都试图赋予一个最高者、中心者，并给予规定，即用一演绎一切，或从一切中归纳出一，在逻辑空间中无休无止地复制时间的各种形态。

直到尼采、克尔凯廓尔提出生命哲学，哲学才第一次回到它的真正始基，将哲学的视野从非自然性差别转移到自然性差别，关注生命的不可重复性，关注生命的此时性。

这是一个寻求人的非自然差别的消失过程的哲学历程。正是人的非自然差别的消失过程以非优越状态、无中心主义，突出了空间的问题，突出了人的自然差别即男人和女人的差别——一切生命现象中最神秘的现象。

我沉迷于寻求人的自然差别。虽然这个问题的突出连带着人的非自然差别消失的深阔背景，这背景远远超出了我的视野，我也实在无法顾及了。

我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因而当我试图去理解现象学的还原时，在我的直观中，那撇开观念的简单事实即让人回到人的自然性。而这种“还原”的最本质的还原体可以说就是“女人”。

作为生命现象，这“女人”，当然不复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即既不是一个被男人奴役的工具，也不是一个为女权奋斗的工具。毋宁说，它已蜕去了社会化的躯壳，用特殊的方式在与男人的差异中显示着人或生命作为人或生命整体的无限丰富性。

女人是母性的，母性意味着原初的混沌。

女人是生殖的，生殖意味着从原初混沌的破裂处挤压出新的生命。

问题在于，女人是母性的、生殖的特点，在男人和女人的分裂状态中，只是现实的可能性还不是现实本身。换一个角度说，倘若单一地强调女人的原初性、强调女人在空间中的混沌一体而找不到生动的转换形式，这“还原体”就失去了还原的可能。这生动的转换形式就是表达，是生命呼唤的互答和融合。

男人是不乏他们的表达的。无论是哲学，无论是诗，无论是绘画，无论是音乐……男人的表达在一代一代的衔接中构筑着炫目的语言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