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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吴市场”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

用50本书构筑你的商业知识图谱。大家好，我是吴晓波，今天我们讲吴敬琏和他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开始于1978年的中国这一轮改革运动，被认为是二战以后全球最重要，也是最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

那么，如果你要对这一场经济运动和改革的脉络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和学习的话，吴敬琏老师的这本《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可能是你无法绕过去的教科书和普及型读物。

一、他见证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

吴敬琏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经济学家中知名度最高的人之一，他出生在1930年。10年前（2010年），吴老80岁的时候，我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吴敬琏传》，回顾了这位老资格的中国经济学家跟中国这一轮改革同行、伴随、抗争的历程。所以我对这位经济学家比较熟悉。

吴敬琏出生在1930年，他出生的时期是这个国家非常动荡的时刻。在他的青少年，他经历了侵华战争、国共内战等这样的一个长达10多年的战乱。

他跟我说，在他18岁的时候，1948年的时候，当时国共内战，几乎所有的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都认为国民党政权已经非常腐朽了，所以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党和血液来带领这个国家走向明天。

他说，他当时在南京的中学读高中，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躲在被窝里收听延安的电台，这个事情在当时如果被抓到的话就要判刑，可能会杀头的。但是他说，那个声音代表着中国未来的一种可能性。

他在被窝里面听延安电台，然后拿支笔一字一句地把听到的声音录下来，翻译成英文。他还有一个表哥懂法文，把它翻译成法文，然后偷偷交给南京的一些欧洲的通讯社、美国的通讯社记者，让他们知道延安在想什么，他们打算干什么。

所以那一代青年人对新诞生的国家和政权充满着极大的信心。

建国以后，他进入大学读的就是经济系。他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经济系学生。毕业以后，他非常有幸地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经济研究所，所以他长期以来在北京的中央决策咨询机构工作，一直到现在。

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核心的阶段，所以他有机会目睹1949年以后，长达70多年时间，这个国家的决策者是怎么思考国民经济的建设，打算用什么样的手段来建设这个国家。

二、吴敬琏与顾准、孙冶方的缘分

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学界有两个反叛性的人物，他们也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经济界知识分子的两根脊梁，一个叫顾准，一个叫孙冶方。吴敬琏非常有幸，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和这两位前辈有非常密切的交集。

顾准是1949年建国后上海的第一任财政局局长，他是一个学会计出身的知识分子。

顾准在建设新的经济体制的同时，非常敏锐，他非常早就意识到，这套体制有可能并不能够带动生产力的发展，带动生产关系的改善。他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对斯大林的命令型计划经济体系提出了致命的质疑，所以他很早就被打成了右派，被剥夺了官职，关进了牛棚。

吴敬琏曾经跟他有过两年多的牛棚“棚友”的经历。

顾准在1974年就去世了，他当时得了癌，就把吴敬琏叫到自己的病床前，跟他说：“中国的神武景气一定会到来，你要待时守机。”过了不多久，顾准就去世了，吴敬琏亲手把顾准推进了太平间。

他在跟我交流的时候，他说：“当我把顾准推进太平间以后，我骑着自行车回到自己家里，路上非常寒冷，我的身体也很寒冷，因为一个伟大的灵魂离开了这个人间。”但是他说，“在这样的时刻我仍然感到温暖，因为顾准的思想仍然存在于世间。”

孙冶方是一个跟顾准非常相似的人物，他也是经济学家出身，长期在国家的经济决策部门工作。

他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呢？因为很长时间里面，中国搞的是命令型计划经济：国家统购统销，拥有所有的生产资料，每个人都是这个国家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国家控制了所有的生产资料，甚至控制了国民的需求。

孙冶方说：“这个办法肯定不行，即便是在一个国有经济体系中，劳动要素的价值仍然需要被计算。”就因为这一点，他被打成了党内最大的修正主义分子。

孙冶方在去世前的最后两年跟吴敬琏一直在研究，说，有没有可能在计划经济的架构上进行一个优化的改造或修正，激发经济的生产力？

到他去世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找到这条出路，然后他把自己所有的遗著和遗著的解释权交给了吴敬琏。

所以吴敬琏是把顾准推进了太平间的那个人，也是继承了孙冶方所有思想遗产的那个人。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1978年的时候，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那年吴敬琏其实已经不年轻了，他已经48岁了。48岁在今天看来已经是一个要被拍在沙滩上的年纪，但是对吴敬琏来讲，他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

在那个时候，当时的决策层和经济学界在想一个问题：中国要告别斯大林的命令型计划经济，那么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有没有一种另外的经济体制模型可以让我们去模仿的呢？

有的。当时在东欧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等，在搞一场跟斯大林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和中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不同的一种模型，叫“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社会主义模式说，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所以不能有私营企业，但是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的资源应该像孙冶方所说的那样，要进行计算。

比如说，有人有一个煤矿厂，他挖出了煤，当这个煤卖给一家钢铁公司的时候，那么这中间就应该有交易，应该把煤矿工人的劳动要素计算到这个价格中；钢铁公司生产出了一个钢锭，生产出了一个钢板，这个钢板卖给一家自行车公司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把钢铁公司劳动工人的生产价值计算进去；当一家自行车公司把一个自行车生产出来，卖给百货大楼的时候，那么就应该把自行车公司工厂的劳动价值计算进去……

从煤矿到百货大楼，它虽然都是国有的，但是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是有劳动价值的，可以计算，这个叫“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体制”。

在1981年的时候，中央政府就把两个东欧的经济学家，一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前任副总理，一个是波兰计划经济委员会的一个主任，请到了北京的中科院，请这两个学者来告诉我们怎么建设一个市场社会主义的体制。吴敬琏是当时的翻译和文字记录者之一。

但是当我们了解了东欧这套体制以后，发觉好像也是行不通的。所以1978年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社会主义国家之前70年经济实验中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

我们今天说，中国的这一场经济体制改革最伟大的事情是什么？有别于苏联模式，有别于东欧模式，最大的一个贡献和突破是：我们允许私人资本重新回到这个国家，这也是当年以邓小平为首的共产党人最大的一个勇气，因为在邓小平之前，当时全世界的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私营企业。

到今天我们听这个节目的时候，中国有2700万家私营企业，8000万个体工商户，1亿的个人资本的经济主体——在1978年，他们是完全不存在的。

今天中国经济90%的就业，80%的技术创新，60%的税收都来自于这些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业者的贡献，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1978年以后最大的一个突破点，我们走上了一条别人从来没有走过的道路。

四、“吴市场”与市场经济

吴敬琏在经济学界有一个称号叫“吴市场”。

中国今天搞的经济体制叫什么？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这个词是1992年第一次在中央文件和媒体上出现的，1992年之前是没有“市场经济”这个词的。但是吴敬琏被称为“吴市场”是1989年的事情。

在1980年代，中国的整个经济改革叫“商品经济改革”。然后在1989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家在讨论一件事情，说，我们应不应该继续往前走？我们应该继续1980年代的商品经济改革的实验，还是回到当年的命令型计划经济时代？为此，进行了一个很大的讨论。

有一次，在中南海的经济座谈会上，吴敬琏非常激动地和当时的很多经济学家进行了辩论，他说：“无论任何的政治动荡、社会思潮，中国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坚决不能动摇。”所以他不断地讲市场、市场、市场……然后这个会议结束以后，有一个经济学家打电话给他，说：“吴敬琏你知道吗？现在在学界都流传一个词，说把你叫作‘吴市场’。”就有了一个名词，叫“吴市场”。

在1989年、1990年的时候，“吴市场”是个贬义词，但没有想到，1992年，中国开始搞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大家突然间发觉说，“吴市场”在几年前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必须要走一个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所以“吴市场”由当年的贬义词，变成了一个褒义词。

这一节先讲到这里，下一节继续《当代中国经济改革》。